美前副国务卿坎贝尔: 中美军事沟通的危险真空

中美印象简报第32期

美国前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在《外交事务》最新发表的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缺乏有效军事沟通机制，已使两国关系处于近几十年来最危险的境地。近年来，两国军方在西太平洋频繁出现高风险的近距离接触——如2023年中国战机距离美军B-52轰炸机仅十英尺、解放军军舰险些与美舰相撞——这些事件凸显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一次偶发的误判或事故，可能将中美两国拖入一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冲突。

坎贝尔指出，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借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经验，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以防止危机升级。冷战中，美苏两国曾签署多项限制危险接触的协议，如《海上防止事故协定》和《防止危险军事事件协定》，虽然不能消除对抗，但确实在关键时刻防止了事态恶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也曾尝试与中国建立类似机制，例如在1998年推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并开通高层热线。然而这些努力始终未能形成持久稳定的制度化安排。

坎贝尔回顾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美军事接触虽有恢复，但双方的不信任不断加深。特别是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派出两艘航空母舰遏制解放军行动，被北京视为羞辱性挑衅。此后，美方更强调危机沟通的重要性，认为与解放军高层建立直接渠道，不仅能防止冲突，还可帮助影响中国的战略思维。然而中方对此始终保持谨慎甚至抵触，担心“透明化”会暴露弱点。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国倡导的信任机制实质上是遏制中国军力发展的手段。

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成为中美军事沟通失败的典型例证。当时，中国战机与美国EP-3侦察机相撞后，美方多次试图通过高层渠道联系中方，却无人接听。美军人员被扣押长达11天才获释。坎贝尔认为，这次事件充分暴露了北京在危机时刻的“制度性僵化”，即军方完全服从党领导的集中控制，而非具有独立的专业应对能力。

坎贝尔指出，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不断加剧，而北京的态度却日益封闭。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尝试建立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结果并未遏制网络攻击；甚至在进行友好交流时，中国军官也往往将美方展示的训练视为“威胁性”行为。这种相互猜疑，使任何“信任建立措施”都难以推进。

他分析称，北京拒绝军事透明的原因，根源在于深层的不安全感。中国担心，一旦与美国达成危机沟通机制，就等于承认自身处于长期劣势，从而让美军得以在“航行自由行动”中无后顾之忧。对北京而言，这样的安排只会使美国受益、而削弱中国威慑力。因此，中国宁愿保持模糊和不确定，以政治手段在战略上制造焦虑感。坎贝尔认为，这种“有意的不透明”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工具——既能增强威慑，又能保留灵活空间。

此外，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的绝对控制也限制了军事外交的空间。对中共而言，危机时的集中指挥是维持政治安全的关键，任何形式的军事信任机制都可能被视为削弱党的权威。因此，北京宁可冒险保持沉默，也不愿在危机中开放沟通渠道。坎贝尔警告说，这种体制特征意味着，在突发事件中，双方可能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手段，从而加大误判升级的风险。

坎贝尔指出，与冷战时的苏联不同，中国领导层似乎并不担心意外战争的风险，反而认为这种风险可能对自身有利——可以让美方更加谨慎，不敢轻易施压。北京或许认为，模糊与风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威慑”。然而这种做法极为危险，因为当双方都在高压状态下行动时，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失控后果。

他警示道，中美两国如今都是核大国，且军力正趋于平衡，如果仍无沟通机制，下一次偶发事件可能演变成21世纪版的“古巴导弹危机”。坎贝尔呼吁，美国应继续努力推动与中国的军事沟通，即使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也应在危机爆发之前建立起最基本的沟通渠道。否则，一旦危机真正到来，代价将远远超过当前建立互信的困难。

在坎贝尔看来，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既有可能通过谨慎外交防止滑向对抗，也可能因误解、傲慢与缺乏沟通而陷入灾难。历史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沟通并不能消除分歧，但它能防止误判。对当今世界的两个最强大国家而言，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