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台海局势变化的临界点吗？

中美印象《精选文章》总第50期

2021年3月9日，时任美国印太战区司令员戴卫森（Admiral Philip Davidso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中国采用武力夺取台湾最有可能的年份可能是2027年。此后，这一时间节点被称为“戴维森窗口”。2026年1月23日，美国外交学会的旗舰杂志《外交事务》刊登了美国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的文章“北京2026年是否武力攻台？”（A Perfect Storm for Taiwan in 2026）。孙韵把大陆可能武统台湾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虽然台海局势常常挂在美国制定、研究和关注对华政策的人的嘴上，但孙韵的文章还是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引起了普遍关注。《中美印象》网站也联系了一些台海问题的专家，询问他们对该文的看法。这里发布其中两位学者的评论供读者参考。

本站专栏作家刘国生在日本议会下院选举（2026年2月8日）之前和之后在《中美印象》发文指出，今后几年对台海局势影响最大的因素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而是日本。他在“台海最大的变数不是美国，而是日本”一文中说，“高市早苗再度执政，对中国而言并非‘噩梦的开始’，而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危险、但也更具约束力的新阶段的开启。日本的前倾介入，将同时提升冲突风险与冲突代价：它削弱了原有的模糊平衡，却也强化了各方对战争后果的清醒认知。台海格局由此进入一个更不稳定、但也更难轻率启动战争的高风险博弈阶段”。

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通了电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说，元首通话显示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要出底牌。他说，中国领导人通过通话“做铺垫，告诉特朗普总统‘等你4月来访时，要准备好就台湾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正式的面对面讨论，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上个月底，拜登总统的主要中国问题助手、前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特朗普对华政策可能让美国付出灾难性代价”的时评，批评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太模糊。他说，“在台海问题上，战略模糊曾是一个虽不完美但行之有效的手段，用以威慑挑衅行为，并维护和平稳定。然而，现在的担忧是，将战略模糊运用于更宏观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导致对一个愈发雄心勃勃的中国作出让步，甚至绥靖。”

赵穗生: 如何看待“2026年的台湾完美风暴”？

孙韵关于“2026年台湾是否可能出现一场‘完美风暴’”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在逻辑上自洽、但本质上仍属于推测的判断。她所列举的诸多因素——包括美国政治周期、特朗普可能的对华与对台政策取向、北京国内政治节奏、以及若干被视为“窗口期”的时间节点——确实都是现实存在的变量，也都可能进入北京对成本与收益的综合算计之中。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合理推测，而非对北京真实决策意图的直接反映。事实上，孙韵在文章中也并未断言北京一定会在2026年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使用了“attempt”、“window”等较为谨慎的表述，指向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从这一点出发，我个人对“2026年台海冲突风险显著上升”的判断持更为保留的态度。在我看来，北京在2026年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整体上要低于孙韵文章中所暗示的程度。

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习近平决策风格的长期观察。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位权力高度集中的强势领导人，他也确实希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完成统一大业、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但与此同时，他并非一个鲁莽或高度非理性的决策者。相反，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极端谨慎政策，还是在对印度、对欧洲、乃至对美关系上的多次政策调整中，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对理性、甚至偏保守的风险评估取向。

在我看来，习近平属于那种在其所能获得的信息基础上，进行高度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者。在这种决策逻辑之下，如果没有接近80%、90%，甚至近乎确定的把握——包括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军事行动、有效动员国内资源、并且在国际环境可控的前提下避免陷入长期、高代价的冲突——他很难轻易下定决心在短期内对台湾动武。乌克兰战争所展现出的“久拖不决、高成本消耗”的现实，对北京而言显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此外，在孙韵文章发表之后，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围绕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高层人事的调整。这些变化，实际上可能对北京的对台决策环境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具有实战经验、深知战争代价、且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资深将领被清除之后，习近平周围可能出现“建言真空”。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他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身边的人更可能顺从其意愿，强化其对“速战速决、代价可控”的判断，从而增加误判风险。

但另一种可能性恰恰相反。这些被视为对台作战关键人物的将领，本身正是北京在军事层面最重要的经验资源。一旦他们被移除，短期内很难迅速提拔一批同样具备资历、威望和指挥能力的年轻将领，并在军中建立稳固权威。由此造成的对台作战经验真空，反而可能让习近平在军事可行性问题上更加缺乏信心，从而变得更加犹豫，而非更易下决心。

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我认为，要在2026年形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完美风暴”，条件仍未成熟。目前还缺少若干关键因素，使局势真正进入不可逆的临界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26年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但如果北京真有在该时间点采取行动的强烈意图，按理说现在应当已经能观察到更清晰、更系统性的政策与军事信号。孙韵提到中国近年来对台政策趋于强硬，但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这更多是一种延续性的趋势，而非在去年下半年出现的显著升级。同时，在对美关系上，北京近期反而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

因此，所谓“2026年的风暴是否会到来”，我仍然持谨慎怀疑态度。或许更合理的态度，是保持观察，而非过早下结论。

（作者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创始主编。）

石之瑜: 当“和平”制造战争——台湾与威胁性政治

当和平并非暴力的替代方案，而是其得以运作的条件时，和平同样可能像战争一样令人不安。在台湾的情境中，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僵硬对立，已经被当作一种话语工具——它一方面规训公共讨论，另一方面却在悄然加剧其所声称要防止的冲突。

这一二元对立维系着一种三角角色结构：受害者、保护者与侵略者。每一种角色都从威胁的再生产中获得正当性与物质利益。一个面临治理与问责内部危机的政治体，可能选择扮演受害者角色，通过放大外部危险来巩固国内权威。在国家安全的旗帜之下，异议可以被重新编码为不忠，政治无能也可以被重新叙述为生存性的脆弱。

保护者这一角色正是在这种焦虑中繁荣起来的。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和平不可或缺的保障者，它把恐惧转化为战略杠杆——具体体现为武器转移、经济附带条件、技术重组以及投资流向的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产业。保护者并不仅仅是在威慑战争；它是在管理不安全。

这两种角色并非只是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它们在结构上是相互建构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依赖于维持一种可信的灾难前景。智库、媒体与学术界往往承担着必要的诠释劳动，将模糊性转译为迫近性，生产出威胁理论，在宣称避免升级的同时将升级常态化。结果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动态：被指认为侵略者的一方，逐步被迫去扮演分配给它的角色。

然而，这一安排内部充满张力。受害者角色往往走向过度自信，在假定威慑已被完全外包的前提下进行象征性升级。与此同时，保护者必须不断在有效示警与挑衅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这条界线从来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侵略者的感知、性格以及对羞辱的容忍度。近期的军事演训与灰色地带行动，可以被解读为试图模糊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边界，从而迫使各方陷入持续的诠释不确定性。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进一步的升级。为了维持威胁的感知，受害者与保护者会加倍强化各自的表演——而且往往以对方之名。在国内层面，这一策略的成功取决于焦虑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令人信服地上演并加以控制。当正当性流失时，表演便会趋于僵硬。在极端情况下，对脆弱性的制造反而可能引发内部断裂，暴露出受害者角色并非一个连贯的行动者，而是一个不稳定的拼合体。

这种断裂会招致更大权力以代理方式的介入，从而彻底瓦解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区分。因此，防止围绕台湾的冲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作出选择，更在于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和平本身是如何被动员为一种推动升级的话语工具。

（作者为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