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莫过于中美关系。对这一双边关系的管理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剧变。2018 年，特朗普总统决定对华发动贸易战，而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将两国关系推向敌对、争执和相互恐惧的境地。拜登总统试图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双边竞争，但直到2023年11月才勉强为这一目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就在中美领导人能够真正落实所谓的“旧金山愿景”之前，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
可以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从2017-2021年间两国关系最动荡的四年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同时，两国各自推动“让本国再次伟大”的计划必然导致冲突，这种想法无疑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方式，使两国在全力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能找到共同点，实现和平且富有成效的共存？
正是基于这一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学者(刘卫东，石培培，王俊)以及多位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资深研究人员和前政府官员（他们也是“中美印象”网站的长期撰稿人）开始思考，如何让一国能够更好地管理与另一国的复杂的关系。以下是他们对彼此提出的初步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北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及其顾问有所帮助。
因为篇幅的原因，我们把该报告分成两部分为读者推送，第一部分中国学者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在昨天已经推送。我们今天发表的是该报告的第二部分，即美国学者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美国学者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1. 推动元首外交，降低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领导人互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美国总统建立个人关系。这一传统始于2013年夏天，习近平主席在洛杉矶附近的阳光庄园（Sunnylands）与奥巴马总统会晤。自那以后，两位领导人每年至少会面一次。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4月飞往佛罗里达，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共度两天；随后，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1月回访中国。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美元首外交被中断，直到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才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首次会面。此后，两国领导人2023年11月和2024年11月分别在美国旧金山的和秘鲁的利马分别举行会晤。事实证明，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外交是有效管控双边关系最有效和最成功的渠道。
2024年大选后，特朗普总统再次展现出与习近平主席建立关系的意愿。他在接受NBC记者克里斯汀·韦尔克（Kristen Welker）采访时表示，大选后他已与习近平主席进行过沟通。特朗普还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特朗普总统释放出的建立建设性关系的积极信号应尽早得到北京的呼应。
为了尽快促成两国领导人的峰会，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团队的成员与中国官员之间的早期会谈可能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应在特朗普总统就职后尽快与美方国家安全团队建立联系，特别是及早与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z）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他不需要参议院确认即可上任。华盛顿的普遍共识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沙利文渠道”（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方对口官员的定期会谈）有助于有效管控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应避免对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进行人身攻击。近期中方关于王毅外长与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首次通话的报道，不利于双方保持定期、坦诚和客观的沟通。
在努力建立沟通渠道的同时，中国政府不应对特朗普的初步政策反应过度，因为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在国内展示其外交政策的强硬。2月1日，特朗普总统已经对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理由是中国未能有效遏制制造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墨西哥，也未能阻止中国公民非法进入美国。2月10日，特朗普总统又发布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25%的关税。美方经贸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反制有理、有利和有节。当然，特朗普目前的所作所为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尽管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行为有权迅速反制，但针锋相对的策略可能会损害中国的长期利益。
2. 寻找可接受的经济共存方式。外国企业普遍认为“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使其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中国有正当理由反击制裁和出口管制，但同时也必须表明自己愿意与外国工商业界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中国应更加拥抱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仍然面临长期存在的监管和行业准入壁垒。2018年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时，许多美国企业公开表示他的措施不合理且适得其反。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这些企业很可能选择保持沉默。
中国应当取消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更全面地向外国企业开放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采购市场，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中国应兑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关于增加采购美国商品的承诺。此外，中国还应通过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四条磋商报告中建议的结构性改革来促进国内消费，其目标应包括：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缩减产业政策和补贴规模，并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应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善意谈判，达成类似《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协议，以可持续地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考虑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如此庞大，中国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需要向公众传达如何建立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为中美形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营造舆论环境。
两国的谈判代表还可以共同讨论投资问题。双方都有权列出禁止对方投资的“负面清单”。与此同时，中国应要求美国在允许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领域上提供更透明的信息。
最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非美国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权利而凭空捏造的议题。与贸易失衡类似，这一问题需要双方采取数据驱动的方法，客观评估实际情况，并找到合适方式，使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制造方面的产能既不压制美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又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
3. 认真回应美国的各种关切。两国政府对对方的决策、政策和行为都存在严重关切。在2024年11月与拜登总统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不能触碰的四条红线。虽然台湾问题和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发展权）作为红线容易理解，但美方很难完全掌握另外两条红线——民主与人权以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体制。美国决策者需要清楚了解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跨越这些红线，以及中国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使双边关系走出目前的困境，中国也许可以先采取实际行动回应美方的关切：
· 停止对美方商业实体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例如近期的“盐台风”（Salt Typhoon）事件。
· 允许所有在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被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
· 逐步启动美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网站在中国上线的讨论并制定相应措施。
· 美国政府无法强迫中国改变其少数民族政策，但中国政府应允许美国记者、政府官员及普通公民自由访问新疆和西藏，让他们能够向美国社会呈现事实。
· 公开中国为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墨西哥所做的真诚和严肃的努力。
· 同意接收被美国政府遣返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中国在拜登政府后期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这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双边关系的困难。
4. 采取必要措施促进有意义的民间和学术交流。习近平主席去年宣布计划在五年内邀请5万名美国青年赴华交流，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加强民间外交是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政府和民间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中国成为美国学生寻求海外学习机会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以下建议旨在改善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激励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首先，中国政府应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并减少不必要的障碍。目前，许多西方记者在台北和新加坡等地报道中国事务，导致他们几乎无法接触中国内部的信息来源，报道缺乏现场体验，难以呈现有深度、有吸引力的新闻。在中国工作的记者也面临诸多障碍，难以发布关于美国学生可能前往学习的主要城市的生动而细致的报道。新闻报道的困难不仅限制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也让中国对外国学生——尤其是对决定他们留学目的地的家长——的吸引力下降。
其次，应为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提供更多进入档案馆和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机会。2000年代，中美学者之间的互利合作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理解。然而，由于档案资料的审查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入受限，这一进展正面临流失的风险。缺乏研究资源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下降，进而导致美国高校相关学科的师资减少，从而减少鼓励学生赴华学习的推动力。
第三，中国政府应与美国政府合作，恢复“富布赖特美国学生项目”和“关键语言奖学金”等交流项目。
富布赖特项目自1979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中美研究人员之间宝贵的交流资源。然而，该项目于2020年被特朗普政府暂停。该项目让两国参与者有机会在对方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学习，从而促进深入的相互理解。尽管项目参与者的总人数并不多，但许多美国参与者后来都从事了与中国社会研究相关的职业。
虽然“关键语言奖学金”（Critical Language Scholarship）仍在提供中文课程，但目前这些课程仅在台湾进行。该项目采用寄宿家庭和语言沉浸式教学，使本科生参与者能够在东道国获得深刻的、改变人生的体验，而这些经历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政府不应错失这一机会，而应允许美国政府资助类似的项目在大连等较小城市开展，该城市曾是该奖学金的授课地点之一。推动恢复这些交流项目，不仅是恢复文化和教育交流的重要象征性举措，也将极大地帮助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获得丰富而深刻的中国社会文化体验。
最后，中国政府应考虑解除对美国流行社交媒体应用的屏蔽，以便赴华的美国年轻人能够迅速、便捷地向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5. 通过明确承诺和平统一且不设时间表，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中国应采取明确措施，表明自己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向美国明确传达，台湾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中国最高领导人应多反复重申，中南海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中国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美国愿意重申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中方应该考虑减少在东南沿海的导弹部署，并降低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北京应避免将台湾问题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议题，摒弃“台湾对美中双方安全战略至关重要”的观念。
此外，北京应停止回避与美国进行广泛、实质性的危机预防与管理对话，包括官方（Track 1）和半官方（Track 2）层面的交流。近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访问中国，并呼吁中美两国为发布新的《上海公报》而展开谈判。尽管美国领导人可能对展开此类谈判持谨慎态度，但中国外交官应在各个层级与美国外交官探讨这一可能性，并明确表示中方愿意就哪些问题展开谈判，以展现诚意，并为双方作出相互让步创造条件。
6. 明确在多边问题上与华盛顿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稳定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双边合作可以成为相互尊重的基石，为和平共处奠定基础。
然而，长期以来，双边关系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几乎没有信任可言。近年来，中美之间零和竞争加剧，旨在挑衅对方的措施司空见惯，美国出台相关法律惩罚中国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乎摧毁了所有沟通渠道，更不用说协调彼此的决策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了。
尽管如此，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合作确实能够取得单方面努力难以实现的成果。例如，双方曾共同努力遏制西非埃博拉疫情，联合施压促成南苏丹交战方停火，密切协调以促使伊朗冻结核武器计划，以及合作迫使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在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仍然有合作的空间和必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合作共赢，但至今尚未明确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与华盛顿合作，或如何协调政策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未来几个月里，北京应评估全球各主要地区冲突，并与华盛顿展开真诚讨论，明确双方可以紧密合作解决哪些问题，以推动全球稳定与发展。
· 特朗普总统希望莫斯科和基辅实现停火，并认为中国在促成这一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否考虑在其中发挥作用？
· 2018年，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曾为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晤提供供至关重要的协助。中国是否可以与华盛顿就这一棘手问题展开讨论？
· 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关系密切。中国能否与美国合作，并利用自身影响力促成叙利亚的和平过渡？
· 中国在确保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重大利益。这两个非洲国家的内战对其人民和经济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中国是否愿意与华盛顿协调政策，以实现这一目标？
· 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中国曾作为会议召集方，促成了塔利班与美国外交官之间的会谈。美国已从阿富汗撤军，但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府，以确保其多年参与和投资的国家建设努力不会付诸东流。中国能否分享其在阿富汗的举措，并邀请华盛顿提供意见？
· 华盛顿和北京都曾致力于帮助非洲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良政治理。这是美中最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之一，但自2017年以来，中美援助领域的决策者几乎未曾共享信息。（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正按部就班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建议已不再适用。）
美中之间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挑战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信息共享的空间，也可以打破相互保密的壁垒。但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如果华盛顿对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努力无动于衷，那么北京完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美国不愿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