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简报是2024年最后一期，也是最特别的一期简报。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29日下午在佐治亚州平原镇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示，将于1月9日在华盛顿特区为卡特举行国葬。
图片说明：2013年，吉米·卡特总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在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高层论坛的主席台上。
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其任内中美正式建交。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长期主任刘亚伟回顾称，当时中美的矛盾要远大于今天，但双方却能从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刘亚伟说，反观当今鼓吹美国应对华强硬者：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无知的；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是幼稚的；从未来来讲，这些人是不怀好意的。
在接受凤凰网的采访被问及如何评价卡特和尼克松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时，已经在卡特中心任职26年的刘亚伟这样回答：第一，对所有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大家应该知道尼克松在52年前去了中国，别人说是破冰之旅，但是我觉得那次去中国的结果是打开了一扇窗，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可以通过这扇打开的窗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
那之后近7年的时间，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能够让中美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最后还是卡特总统在他的任内，1978年12月15号美国时间、12月16号中国时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建交公报。
所以我觉得所有从中美建交后获得红利的人，都应该牢牢地记住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勇气和远见 ，他们能够搁置当时的巨大争议，然后从大的方向着手，把建交作为当务之急，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卡特在中美关系上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尼克松和基辛格。
第二，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任内的确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离开政府后跟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实质性的来往。只有卡特和他在1982年成立的卡特中心，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今天还是跟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90年代初跟中国残联合作，引进假肢生产线和对聋哑学校特种教育教师的培训，到90年代末，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中国观察村民选举，并在海外讲中国的故事；到2012年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卡特中心开始做消除中美偏见，增加中美相互理解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我觉得不是其他哪一个美国的前政要，或者是美国关注中国的人，都能这样无私无畏地做促进中美友好的事情。
图片说明：2018年2月14日，卡特总统到刘亚伟教授在埃默里大学所教的《中国外交》班上课，回顾了中美建交的过程，分享他与邓小平的交往，评论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
2021年1月5号， 卡特总统和刘亚伟博士打电话，希望他起草一封给当选总统拜登的信件，呼吁他取消特朗普政府当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给国外留学生签发签证的决定。这封信从起草到修改到最后批准只有24小时的时间，这在卡特中心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最后，这封信由卡特中心的总裁交给了后来担任国务卿的布林肯，由他转交给拜登。拜登在上任之后不久，就取消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国外的留学生中的最大群体来自中国。今天中国留学生还能够申请到美国来读书并获得签证，卡特总统应该是发挥了一点有意义的作用。
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我们向读者推送的几条关于中国的新闻分别是：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市场很受欢迎，但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相关法案，可能禁止中国无人机在美国的销售；《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的“新威权主义”来解释特朗普的胜选，并分析了与中国政治的相似之处。
美国国会近期正在审议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和使用，特别针对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DJI）以及道通智能（Autel Robotics）。
美国国会于12月18日通过的一项国防法案包含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评估发现两家中国公司销售的新无人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将禁止它们在美国销售新无人机。国会此前已禁止联邦机构采购中国无人机，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同时多个州也禁止公共资助项目使用或采购中国无人机。
然而，对无人机实施更广泛的禁令让许多依赖无人机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感到担忧。禁令可能会扰乱包括执法、制图以及电影制作在内的各个行业的工作，这些领域的无人机操作员表示，中国无人机因其低成本和高性能而得以实现这些工作。他们认为，美国制造的无人机无法与之媲美。
文章采访了一位名叫拉塞尔·赫德里克（Russell Hedrick）的北卡农民。他使用无人机喷洒玉米、大豆和小麦田地的肥料，仅需花费传统地面撒播机成本的一小部分。
除了田地的工作，赫德里克也是一名志愿救援人员。他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寻找被泥石流困住的人，并使用货运无人机为受困者运送水和婴儿配方奶粉——例如在飓风海伦（Helene）过后，他就执行过这样的任务。
然而，如今他担心有一天他的无人机队可能停飞。在美国销售的大多数商用无人机（包括赫德里克使用的无人机）都是中国制造。这些无人机已成为美国立法者的目标，他们认为中国无人机的主导地位不仅构成间谍威胁，还带来商业威胁，因为它们几乎使美国制造商难以竞争。
这标志着美中经济和技术竞争的另一个战场可能瞄准了无人机市场。
支持禁令的人认为，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它们进行间谍活动或数据收集。
然而，许多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尤其是在农业、房地产和公共安全领域，已深度依赖中国生产的价格合理、功能强大的无人机。批评者担心，禁令可能会导致无人机价格上涨，影响小企业和个人用户的使用。
大疆公司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风险，并表示已采取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目前，法案的未来尚不确定，参议院尚未就此进行投票。
《纽约客》：中国新威权主义之父对美国的警示
《纽约客》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全球威权主义的复兴，特别关注其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民主制度被视为胜利者，但如今，威权政体的数量已超过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的观点备受关注。他倡导的“新威权主义”主张，认为在实现民主之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确保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萧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影响了邓小平时期的中国政治改革。
目前，萧将中国的新威权主义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社会应对挑战的反应。他警告激进自由主义的危险，认为东西方社会都在向强人政治靠拢。然而，文章也强调，依赖强人领导可能会危及民主愿景，助长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精神。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方世界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太光彩的论断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福山认为民主已经战胜了20世纪的威权主义。然而，这一观点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根据一项涵盖超过200个国家的欧洲调查显示，2022年是20年来首次闭合型威权政体的数量超过自由民主国家的年份。
美国人作为国际秩序的可靠支持者地位已经动摇。俄罗斯的普京引发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而中国的习近平正在用非民主价值观的方式重塑全球机构。特朗普在11月的胜利将一些人认为的2016年选举中的“偶然事件”变成了一种持久的政治现实。
被称为“普京军师”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学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在X平台上宣布：“我们赢了。全球主义者的最后一战已经失败。未来终于敞开了。我真的很高兴。”中国知名评论员任意（笔名为兔主席）写道，特朗普的胜利以及他与马斯克的友好关系，创造了一种类似东亚威权文化的“技术威权保守主义”联盟。任意预测：“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将引领多个国家进入非自由民主的轨道。”他总结道：“没有历史的终结，只有福山主义者的终结。”
在美国大选结束后的几天里，萧功秦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选举结果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担心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言论会导致一些中国人低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而增加“中美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萧功秦在接受采访时还详细阐述了中美两国的相似之处。他表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威权主义与当今共和党的一个共同敌人是相同的，那就是由“激进自由主义者”提倡的“浪漫主义”。他认为，特朗普是对“近年来真正走极端”的“觉醒左派”的必要纠正。这种对美国进步派的反感在中国自由派中并不罕见，自2016年以来，他们纷纷涌向特朗普，部分原因是为了否定民主党强调的政治正确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让他们想起了中国过去在社会主义治理方面的灾难。
萧功秦认为，威权主义回归美国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该国的基本政治问题开始与东方相似。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都围绕如何限制政府展开。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问题往往是如何重建它，并将其从不良行为者手中拯救出来.…… 埃隆·马斯克发誓要“削减”臃肿的政府。特朗普承诺铲除一支由阴谋分子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他称之为“内部的敌人”。
《中美印象》简报本期推送文章
上周四，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拨款法案后遭到马斯克的严厉攻击，并威胁说哪个议员投票支持此法案将在两年后席位不保；之后不久，特朗普也发贴说他反对这个拨款法案。这个法案包含各种国会议员为本选区或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拨款，其中也包括关于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为避免联邦政府打烊，众议院只好挑灯夜战，又拿出新的法案。最后通过的法案不包括限制在中国投资的条款。美国康涅狄格州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在众议院辩论这一法案期间致信国会领导人说，马斯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不惜牺牲美国工人、创新者和企业的利益，出手干预避免美国政府停摆的支出法案。”
蔡和、祖若水：解析美国对华共识之谜
CSIS的研讨会通过一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政策圈内对华态度的多样性和潜在压力。研究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生蔡和（Michael Cerny）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祖若水（Rory Truex）主持，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美国智库界是否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以及中国问题研究人员是否因职业压力或社会预期而人为修改了其真实观点。
戴维·珀杜: 与中国的新战争
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人选戴维·珀杜（David Perdue）2024年9月在保守派在线报纸Washington Examiner 上发表了一篇深度长文，阐述了其对华政策方面的思考。这篇文章凸显了强烈的鹰派观点，从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终极敌手，把与中国的竞争形容为不同于过去的热战也不同于和苏联的冷战，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新战争”。这篇文章是否是珀杜为了得到大使的位置而写的一篇“投名状”表忠心的文章，还是会成为他就任大使后的“施政指南”？